【摘要】作为一种“循证”治理术，基层调查研究是现代国家发现、了解和建构基层的过程。基层政权建立后，国家治理在基层社会展开，基层社会和基层政治逐渐合流，塑造了具有特殊内涵的“基层”概念，吸引了诸多学科开展基层调查研究。基层调查研究主要从人群、机构和议题三个路径开展，通常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其调查对象是可达的，调查场域是可嵌入的，调查研究的事件和成果是可理解的。基层调查研究通过体验和共情、观察和分析以及主客观的融合，实现可达和可理解目标。当前，我国基层的图景有待进一步廓清，迫切需要大兴调查研究。

　　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田野调查、城乡社会和基层治理。主要著作有《基层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石》《大国底色：巨变时代的基层治理》《有为而治：节俭、高效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做接地气的调查研究》等。

　　2023年3月19日，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指出，“要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医院、学校、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基层单位，掌握实情、把脉问诊，问计于群众、问计于实践”。中国已经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调研政治”[1]，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成为我国当前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那么，“基层调查研究”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是如何建构和实施的呢？本文试图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对党和国家组织实施的“调研政治”以及学术界调查研究的开展过程作出阐释。

　　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依靠“循证”来开展治理活动。尤其是近年来，循证决策、循证治理作为公共政策和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2]。循证治理强调，任何一项决策都需要有实证依据，按照科学规律开展治理活动。由此，现代国家需要深入个人和家庭内部，了解基层实际，开展社会治理。循证决策理论的核心价值和重要贡献在于打破政策制定的陈旧传统，重构信息证据（尤其是科学知识）与公共政策的关系[3]。现代国家治理是一项极其专业的活动，各种专业知识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依据。如福柯所言，16世纪以后的西欧出现了从主权国家向治理国家的历史性转向，国家治理不再依赖君主的意志，而是依赖一系列计算和统计分析[4]。在某种意义上，治理活动的循证特征，源于现代国家“治理术”的建构。工业社会组织和技术潜在地改造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变得越来越精细，治国理政活动也越来越复杂，仅仅依靠传统的人文知识，或者依靠意识形态和道德教化，不足以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近年来，针对人口的“治理术”，催生了统计学的应用；针对社会治安，出现了关于微观权力的运用技术，“规训与惩罚”的治理术应运而生[5]；针对疆界的控制和土地用途管制，形成了越来越发达的“制图术”[6]。其中，通过基层调查研究来制定社会治理方案的社会学成为循证治理的专业基础。基于大数据的社会学史研究表明，19世纪中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在哲学等传统学科词频缓降的同时，社会学等关注现实问题的新兴学科强势崛起[7]。社会学的专业功能就是通过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掌握社会运行规律，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学是最接近基层，也是最容易和底层群体产生共鸣的专业学科。而社会学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其专业知识当然是循证治理的重要支撑。

　　基层调查研究在客观上促成了现代中国循证治理传统，“接不接地气”既是学术研究的评判标准，也是决策是否科学的判断标准。近代中国引入和建立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这一学科体系具有鲜明的“救国图强”的现代指向[8]。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一场“走向田野”的运动，间接导致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从传统人文知识向现代科学知识的转型。例如，一部分历史学者积极开展田野调查，倡导“活材料”和“死文字”相结合的学术路线，强调“走向历史现场”的研究方法[9]。又如，早期民俗学家以“到民间去”为口号，力求在民间发掘民族精神，再以民族精神激励民众奋发图强，从而实现“学问救世”[10]。

　　“走向田野”已经成为旧中国救亡图存的重要社会运动，这一点在中国领导的革命斗争中也有所体现。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非常重视社会调查，并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同志亲自撰写的《农村调查》序言被列为学习文件之一，强调用加强调查研究去反对主观主义，保证中央路线、政策在各地和各个部门正确贯彻执行。同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指引下，文学、艺术等领域由于运用了调查研究的方法，也被赋予了“循证”的意义。判断文艺作品好坏的标准，不再是少数精英是否喜欢，而是是否有利于启蒙民众或为大众所认可。知识分子跟劳苦大众相结合，知识生产跟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塑造了具有群众路线特征的自主知识生产方式，形成了中国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新传统[11]。同时，“走向田野”塑造了中国学术的品格。学术研究在实证过程中反映基层实际、在循证治理中发挥作用，从而推动学术与政治在调查研究中融合。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调查研究既是学术实践又是政治实践，是我们党的传家宝。

　　基层是什么？一方面，基层是一种实然存在，任何一个组织，都存在和群众打交道的“末梢神经”；另一方面，基层作为一个问题，又是话语建构的结果，特指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场域。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基层指的是“基层社会”。通俗理解，基层社会存在于各种日常生活场景中，如家庭、村落、社区等。“社会”是一个现代概念，在西方学术语境中具有市民社会的内涵，意指和政治相对应的、存在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的自治领域。就我国而言，“基层社会”具有特殊的内涵，社会并非独立于政治安全之外的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全面领导下，基层政权、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相互作用，有效组织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逐渐形成了我国基层社会的基本形态[12]。因此，我国基层社会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方面，它是指人们通过社会交往自发形成的日常生产生活秩序。这种秩序往往以习俗、组织和制度的形式稳定下来，如民间的庙会、标会、理事会等，是基层社会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基层社会具有极强的建构性，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产物，如城市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农村的村民委员会等，既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通过基层组织来开展各项社会治理工作。同时，基层社会和基层组织是相互塑造的。在特定语境中，基层社会往往包含一系列由生活困难群众、农民工、城市待业人群等形成的社会现象。因此，为达到通过学术讨论关注社会不同群体、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生活困难群众、农民工和城市待业人群一度成为基层调查研究的对象。

　　从政治学或公共管理学的角度看，基层指的是基层政权，这是相对于中层、高层等上级政府组织而言的。在行政体系中，基层一般指县和县以下政府。从工作界面的角度看，县和县以下的政权组织和社会面是重合的，县乡两级政权的工作界面是街道、村落、社区等社会场域，其工作对象也是可以面对面接触的。而县以上的政府活动，除了少数情况下要直接和社会面接触外，大多数治理活动都是在行政体系内部进行，上级发布指令，并依靠基层政权去执行的。概言之，我们对基层政权的理解就是，治理活动和社会生活同在一个界面里，治理活动主要是规制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也反向塑造治理活动。进一步解释，县和县以下政权之所以是基层政权，是因为基层治理活动有其独特性。基层干部的活动具有特殊性，他们主要依靠经验处理事务，拥有自由裁量权和事实上的政策制定权。基层政权主要是执行上级决策，同时，“现场”处理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具体事务，如地方税收、治安、教育、赈灾济贫、兴修水利等。基层政权虽然是一个科层体制，各个科室有办公室，工作人员需要在办公室坐班，但是更多的治理活动却在办公室之外，需要走村入户解决问题，如田间地头、工厂街道等“现场”。近些年，基层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很多县级职能部门变成了调度部门，将职能下放给乡镇，部门只承担督促、检查、评估、考核的职能[13]。其结果是，县级部门不再承担具体事务，丧失了基层的部分功能。原本以村民自治为基本制度的村级组织，因行政权力的下沉，在组织运行与乡村治理中呈现出行政化特征。为应对繁杂的具体事务，不少村级组织招聘大量临时人员，以缓解工作压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村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基层政治一直是学术界的关注对象。在乡村政治研究领域中，有学者注意到在基层社会，农民的创造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国家的基层政治生态。从“基层政治”出发，人们还广泛关注了农民政治行为的特殊制度背景和具体策略，如信访制度对塑造人民政治的影响[14]。所以，“基层”是基层社会和基层政权互动的产物。基层政权的定义取决于政权组织是否在社会生活中开展“面对面”的治理活动。而基层社会的形态则取决于基层政权的管辖方式。近年来，“基层”的建构和“基层调查研究”话语的兴起，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和策略的出现，希望将基层的复杂现实和宏大的政治话语相衔接，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基层政治现实。

　　一般而言，基层调查研究指的是以基层特有事务为研究对象，或以基层作为研究单位，针对一般事务的研究活动。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社会现象不断更新变化，还在于社会的不断重构。因此，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深入的基层调查研究，才能清晰绘制纷繁复杂的社会图景。然而，当前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对人口众多、群体多样、组成复杂的基层社会，还缺少系统研究，现有基层调查研究的议题也不够深入或缺乏基层视角。同时，循证治理既需要调查研究数据成果积累，也需要对这些数据成果进行归纳分析，从而服务政策制定。我国的决策具有共识性决策的特征[15]，需要汇聚各方面信息，凝聚共识。如果基层调查研究供给不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跟治理实践之间可能形成巨大的鸿沟，出现政策指定“不接地气”的情况。因此，开展以“普通人”“普通事”“普通地方”为研究对象的基层调查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基层调查研究是关于“普通人”的研究。近些年，政治学界不断强调范式转换，强调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中国之治”的基层实践面相也相应地得到广泛关注[16]。而在社会学领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一直是研究重点。从“普通人”入手，我们可以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研究“普通人”的一个重点是对边缘群体的研究。既然是研究边缘群体，那就需要在基层开展工作，要在日常生活中去理解他们。由于社会具有中心－边缘的结构特征，因此，研究了边缘自然就理解了中心及整体。例如，芝加哥人文区位学派就是通过研究贫民窟等所谓城市“蜕化区”来研究现代城市的发展规律，通过研究少数族裔和移民来探讨社会形态。所以，研究“普通人”是基层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抓手。例如，政治学要研究“普通人”的政治，历史学要研究“小人物”的生活百态，这些都汇聚成了基层调查研究。

　　其次，基层调查研究是关于“普通地方”的研究。村庄、工厂、家庭等，都是基层调查研究的切入口。例如，“街角社会”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形态，“街角青年”是透视社会的重要群体，“街头治理”是一种颇具特色的治理形态[17]。凡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地方，都在基层调查研究的视阈之中。例如，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场域，微信、抖音、淘宝等网络社交媒体也是基层调查研究的一部分。

　　最后，基层调查研究是关于“普通事务”的研究。基层调查研究需要触摸社会的底层架构，使大众和治国理政的行为之间建立有机联系，通过公共知识的生产促进形成社会共识。当学者跟基层社会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时，知识就具有了公共性。有别于传统的知识生产，基层调查研究塑造了一种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知识生产路径，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知识生产方式，它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的，从经验的内部提出问题，勾勒出脉络更为清晰的社会整体图景。在这个意义上，基层调查研究是具有主体性的、建立在饱和经验基础上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18]。基层调查研究的公共性既来自专业研究，也来自其对社会的反馈。所以，基层调查研究是专业知识公共性建构的必由之路。

　　第一个路径是群体研究。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新型职业层出不穷，很多新兴社会群体有待基层调查研究关照。在社会学研究中，群体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通过研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不同社会群体，来展示社会的运作机制。有些群体和职业因为封闭性比较强，内部观察的门槛比较高，一旦进入群体内部进行观察研究，就会形成极大的冲击力。例如，对模特行业的参与式观察，有助于理解时尚行业的运作机制[19]。有些群体的研究成果和相关文献可能不少，但并不是采用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视角，这些群体的画像就可能模糊不清。例如，不同代际、行业、性别以及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民工在行为和心态等方面差异较大，第一代农民工为什么到了退休年龄，还急于出去打工？建筑工地是一个小社会，其秩序是如何形成的？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临工”也进入了现代社会的系统，其行为逻辑和传统工厂体制有何区别？因为“找工作”平台的介入，“日结”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行为逻辑？可见，当前对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往往缺乏系统性和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看似“老套”的群体研究，很可能成为研究的盲点。研究者只有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法，以基层调查研究的姿态开展群体研究，才能形成关于农民工群体系统科学的研究成果。

　　第二个路径是机构研究。现代社会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由各种各样正式、半正式或非正式的机构组成的组织体系。只有廓清组成现代社会的不同机构、组织的形态，才有可能完整把握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因此，机构研究是基层调查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组织社会学的研究，为机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无论是政府机构、企业、学校、医院、行业协会、群团组织，还是家庭、家族、草根社团，都是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都面临生存发展的合法性和如何提升组织效率的问题。基层治理视域下的机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方式：首先是通过研究基层组织体系（如条块关系）、基层组织的内部结构、人员配置等，来揭示基层治理体系理论与实践的一般规律；其次是通过研究政府行为（如正式权力运作以及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机制），以及政府履职中的激励、动员、考核、督查等行为，来理解基层治理形态；最后是通过解释某些特殊的组织现象，来揭开治理过程中的“黑箱”。

　　第三个路径是议题研究。对机构或人群的研究，可能都涉及某项议题。社会是由不同的事件构成的，通过对某些特定社会性议题的研究，可以理解社会运行的逻辑。例如，研究越轨青少年，除了要对越轨青少年群体进行系统分析，还要回应一般性的社会越轨议题。又如，对生、老、病、死等生命事件的研究，在微观上可以透视个体的生命历程，中观上可以理解家庭和社区是如何保障再生产的，宏观上则可以理解“生命政治”的形成。很多社会性议题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以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然而相应的研究却明显滞后。在多数情况下，基层调查研究和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每个人的生活都和特定的人群、机构和事件联系在一起，宏观和微观是存在内在勾连的。所以，我们看上去是在做基层调查研究，但回应的却很可能是特定的社会问题甚至宏大的历史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基层治理中凸显的问题，不仅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也和大政方针息息相关，甚至能够影响政策顶层设计。

　　事实上，近些年的基层调查研究议题往往是在对宏大历史进程的关照下开展的。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学对乡村社会和乡镇企业的研究，主要是服务于农村改革发展议题的。对此，费孝通先生明确提出其研究主旨是“志在富民”[20]。又如，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议题，学术界随之出现了“三农”研究的公共学术运动[21]。很多学科的学者借由田野调查和乡村建设参与其中，在推动世纪之交的农村改革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近些年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领域均出现了基层治理研究热的现象，也和国家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现实课题紧密相关。

　　基层调查研究有三个特征：可达、可嵌入、可理解。首先，基层调查研究具有可达性。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跟研究对象之间是可以直接接触的，研究者可以接触到群体、机构和事件，可以和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访谈、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基层调查研究的可达性往往是通过田野调查来实现的。然而，很多时候，田野调查就是一次“冒险”，调查结果可能是非预期的。但是，调查研究的吸引力恰恰源自这种不确定性，研究创新往往源自意外发现。在这个意义上，可达性的意思仅仅是说调查者能够接触到调查对象，有理解调查对象的可能，研究是可以开展的。

　　其次，基层调查研究的场域是可嵌入的。基层调查研究是关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的研究，研究者是很容易进入场域中去的。哪怕是有一定门槛的研究，研究者也可以创造嵌入条件。一些在正式记录中不容易看到的现象，基层调查研究者反而更容易呈现。而非正式场合不经意间的片段捕捉，对于理解研究者的研究主题往往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普通”也是相对而言的，只要研究者抓住机会，不普通的场景也可以嵌入进去。在实践中，根据研究议题，既可以深度嵌入，也可以轻度嵌入。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深度嵌入和轻度嵌入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合适与不合适的差别。轻度嵌入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参与式观察，研究者进入了研究对象的场域，也参与了研究对象的一些活动，但并没有真正成为对方的一分子。而深度嵌入，则是研究者具有了研究对象的身份和角色，参与研究对象的所有活动，甚至其行为逻辑也和研究对象一致。

　　最后，基层调查研究的事件是可理解的。基层调查研究的事件基本上都是日常事件，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其他读者，都可以产生代入感。基层调查研究的可理解性还体现在，很多时候，调查者和被调查者往往会因为某些共同的生活体验而产生共情。这种基于共情而呈现的研究成果，也很容易传递给读者。从日常活动出发，大多数事件既是可以还原的，也是可理解的。

　　那么，如何实现可达、可嵌入、可理解的基层调研呢？一是通过体验和共情。真正好的基层调查研究文本，往往源自和基层的“共情”，以及研究者在基层的深度体验。过于依赖技巧和外在条件的调查研究，对调查结果有过高的预设，通常会想尽办法控制调查过程，对意外的调查结果往往持排斥的态度。但所有深入基层的研究，共同特点都是全身心投入，并不是依靠技巧，而是依靠“态度”。唯有如此，才能接受各种“意外”，而“意外”往往意味着创新发现。但凡是以“闯”的姿态进入田野，通过体验和共情（而不仅仅是机械收集资料）去理解田野，那些意外发现很可能成为研究的点睛之笔。优秀的基层调查研究往往都有独到的田野发现这个发现，未必是调查者通过艰苦的理论思考获得的，而是调查者全身心投入田野调查灵机一动的结果。把事实调查清楚却无法和事实本身共情，那么调查者顶多就是一个调查员和资料员。但是，如果调查者捕捉到了事实背后的价值基础，对事实的意义有合乎实际的解释，且还让读者信服，那么调查者同时也是一个合格的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只有在研究者、被研究者、旁观者（读者）等身份角色不断互换、来回穿梭，才能形成彼此的共情。体验和共情的关键在于同理心，调查者要理解调查对象的思维和行动逻辑。所以，基层调查研究中的体验和共情也没那么复杂，就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理解、解读研究对象的行为、现象及其背后的文化结构和生成逻辑。

　　二是观察和分析。如果说体验和共情某种意义上是解释主义或人文主义路径，那么观察分析基本上就是实证主义的路径。在这个路径中，研究者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旁观者，他虽然置身于现场，甚至也参与研究对象的活动，但最终目的还是观察。作为一个旁观者，调查者是用外部视角审视经验现象。如果说体验和共情的关键是同理心的话，那么观察分析的关键就在于论据。所以，通过观察收集资料，依靠资料的完整性，以及把资料结构化、逻辑化，就变得特别重要。

　　三是主客观的交融。田野工作其实是不区分实证路径或解释路径的，因为对于基层调查研究来说，体验共情与观察分析是相互融合的。只有充分掌握材料，对材料本身有深入分析，才可能产生共情，其体验也才真实；反之，如果对材料本身没有产生共情和体验，也就很难有深入分析。

　　文本呈现的最佳状态是主客观的融合，阅读材料就是阅读观点和情感，共情和体验也可以落脚到材料里面去。很多人文主义的研究，虽然观点很有启发，也极具思想性，但总让人觉得不可靠。而实证主义的研究，虽然材料丰富且清晰，但是文本没有灵魂，也就无法引起读者的共鸣，学术价值也就很难体现出来。首先，观点建立在既有证据基础之上。但通常情况下，一个证据可能有多种解读，这就需要调动过去调查研究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质感，以及类似事件的比对，做出最合理的解读。其次，尽量还原事件。对事件的定性只是理解事件的一个框架，但要具有说服力，仅有简单的观点或情绪价值输出还不够，重要的是还原事件和对事实的理解。实际上，对任何事件或事实的理解都具有多重面向，因此还原事件的核心就在于还原其复杂性。最后，要将专业性和公共性结合起来。例如，有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强调自己出身农村、有上山下乡经历等。其潜在意思是，他们了解农村，以此强化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但是，学者通过确认自己的出身，而不是通过论证研究的科学性来展现研究价值，其实是有悖专业精神的。很多人在做群体研究时，不自然地陷入了“为某个群体说话／代言”的窠臼，这是对学者角色缺乏反思的体现。实际上，学者的主要角色是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即：通过专业研究，在人民群众和国家之间建立联系。

　　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出发，基层调查研究是现代国家发现、了解和建构基层的过程。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基层政权逐步建立，基层事务被纳入了国家的监管范围，基层社会和基层政治逐渐融合，潜在地改变了国家治理行为。因此，基层调查研究的建构，客观上也和宏大政治议题有关。以基层调查研究见长的社会学等学科，是在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为解决社会问题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基层调查研究的展开，也和基层社会的剧烈变动密切相关。近些年，众多学科汇聚于基层治理研究，某种程度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引领的结果。

　　总结既有学术脉络，基层调查研究主要从人群、机构和议题三个路径开展，它们相互交融，构造完整的现代社会图景。从学术操作看，田野调查是基层调查研究开展的主要方法，以“普通”作为主要特征的基层调查研究，具有可达性、可嵌入性和可理解性。在基层调查研究过程中，体验和共情、观察和分析、主客观的交融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国基层的图景仍然有待进一步廓清，广大科研工作者和基层工作者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了解情况，将调查研究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难题破解、优势转化的实际成效，不断推进治理效能的持续正向发展，推动“中国之治”进入新阶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农村社区治理创新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2&ZD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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