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的社会创业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社会创业所发生的地域上的差异。基于Steyaert和Katz(2004)的研究，本文重点研究地域规模和范围对不同类型社会创业的作用，并突出地域规模和范围在塑造社会创业行为中的重要性。
持续的社会关系塑造了行动者的期望、动机和决策过程。社会创业开展的地域范围越小，越可能由于“现实的时空约束”而减少物理距离和增加互动，进而发展成为嵌入关系。虽然研究已经探讨了嵌入性在各种形式的商业创业中的作用，但却较少的关注嵌入性为什么以及如何对社会企业领域发挥作用。由于行动者的兴趣、动机和行为遵循了可预见的社会结构模式（socialstructural patterns），社会价值的影响力和规模化也往往同时受到社会创业类型和嵌入性的程度影响。
Granovetter（1985）将嵌入分为关系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和结构嵌入(structuralembeddedness)。关系嵌入指的是行动者嵌入在个人关系中，而结构嵌入指的是许多行动者嵌入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结构嵌入是指组织所处网络的总体结构，强调群体的关系与机制对交易关系的影响。本研究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将社会创业分为社会局部改善型、社会渐进建构型和社会突破变革型三类。这三种类型在发现社会需求（例如，搜索的过程）、追求社会创业机会和社会影响的广泛性（例如，是否会引起社会制度变革）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社会局部改善型主要是在本地创造社会价值，社会渐进建构型通常在某个区域或国家范围内创造社会价值，社会突破变革型创业则在跨国或全球范围内解决社会问题。从社会局部改善型，到社会渐进建构型，再到社会突破变革型，地域规模和范围逐步扩大，而地域规模和范围的增加往往会伴随着结构性嵌入水平降低。其关系见下图：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了命题1：社会创业的地域规模和范围与结构嵌入程度负相关。即，社会创业的地域规模和范围越聚焦在本地，越能嵌入到本地网络；反之，社会创业的地域规模和范围越大，越不能嵌入到本地网络。
衡量社会价值高低取决于资本提供者和社会企业是通过嵌入关系（embedded ties）还是通过正常交易关系（arm’s lenth ties）来产生联系。以社会局部改善型的社会企业为例，资本提供者与社会企业之间就是高程度的结构嵌入和耦合的关系。资本提供者的资金主要用于本地。双方的关系治理往往通过信任这种非正式的治理机制来实现。这是因为，资本提供者与社会企业在地理上邻近，资本提供者可以比较容易看到在资金所投区域内的活动和影响。进一步来说，由于双方近距离的嵌入式关系，加之基于信任，资本提供者可能不要求社会企业提供关于社会价值的详细的定量分析。
相反，像社会突破变革型这样的社会企业，对社会价值的衡量就会相对复杂得多。比如，资本提供者在寻求以解决教育问题作为公司经营业务的社会企业作为投资对象时，其投资视野可能就不能只局限于本地，而要着眼于更远的地域，甚至是全球范围，那么，资本提供方与社会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频率就可能会较低。在没有定期的互动和信任的情况下，资本的提供者可能会要求社会企业家采用更实质有效性的方法来记录和量化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在考虑以何种方式作为贯彻和协调资本提供者意图与社会企业家行为之间关系的机制时，资本的提供者很可能选择依赖基于规则的治理，而不是依赖信任，为此，社会企业家则可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来提供其创造社会价值的证据。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了命题2：社会创业的结构嵌入程度与衡量社会价值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正相关。即，社会创业在本地网络的嵌入程度越高，越不需要会很多时间和金钱去衡量社会价值；反之，社会创业在本地网络的嵌入程度越低，越需要花时间和金钱去衡量社会价值。
第三，社会创业的结构嵌入与企业选择扩大社会价值、产生更大社会影响的方法有什么关系？
当发现和利用了有效的社会创新，社会企业家经常要考虑如何发展或扩大组织的社会价值，这种做法通常被称为社会价值的规模化，即增加社会影响力，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或解决社会问题。这时，不得不考虑这样两个问题：在哪里规模化和怎样规模化。这两个问题都可能被社会创业的结构嵌入程度所影响。当考虑到规模化所面临的成本和风险时，社会企业家就面临在哪里规模化的问题。根据规模化发生的位置，可以分为“扩大”和“深化”两种行为。“扩大”是通过把现有的创业项目扩展到其他地域来提高社会价值。“深化”是通过对自己的社区带来深刻的影响来提高社会价值。选择广度还是深度，并不由社会企业独自决定。社会企业嵌入的关系网络会影响其影响采取何种方式来规模化社会价值。
对于嵌入关系而言，本地不断的互动和交流创造了群体团结和群体偏好。因此，本地网络可能把企业家的视野锁定在当地区域内，也就是具有锁定效应。像社会局部改善型这样的社会企业家，其嵌入的纽带可能会鼓励他们在本地深入扩展他们的投资，即把重点放在深化他们所嵌入的本地的机会，而不是扩大他们嵌入的广度。相反，对于正常交易关系而言，相对松散和低程度的嵌入性可以为社会企业家提供更多的自由度，从而使他们对到底采用“扩大”还是“深化”的行为有更多的自主控制权，而为了吸引更广泛地域分布上的利益相关者，像社会突破变革型这样的企业家往往会选择“扩大”的行为来规模化社会价值。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了命题3：社会创业的结构嵌入程度与社会影响产生的深度正相关。
本研究认为，社会企业扩散社会价值的策略有传播、从属和分支三种。三种策略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社会企业在规模化中参与的程度。“传播”的策略是一种最松散的方式，社会企业在扩散过程中只需要提供较少的资源和较少的控制，而“分支”依赖于更加正式的扩展行为，通过创造新的分支机构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在“分支”依赖于更加正式的扩展行为，通过创造新的分支机构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在策略下社会企业需要较多的资源，并施加较多的控制。“从属”策略的控制权则处于传播和分支之间。社会局部改善型在三种社会创业类型中，最可能出现深度的网络嵌入，其最可能的社会价值规模化策略是传播。而就正常交易关系而言，社会突破变革型社会企业则更倾向于追求用分支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价值规模化。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了命题4：社会企业的结构嵌入程度与注重自主性的社会价值规模化策略正相关，而与注重控制性的社会价值规模化策略负相关。
本研究从嵌入性理论出发，分析了地域因素对社会创业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产生的影响，在嵌入性和社会创业行为的共同作用下，社会价值的评价、社会价值定标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社会价值的定标策略都会有所不同。我们试图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社会创业文献，并通过发展与社会创业领域至关重要的两个问题相关的命题，为社会创业领域不断增长的理论基础做出贡献。本文提出了地域规模和范围影响了结构性嵌入程度，这是社会企业家可能需要这种结构性嵌入程度才能使其创业有效，正如不同类型的社会创业所证明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认为结构嵌入性程度与衡量社会价值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有关。最后，我们认为社会企业家的地域重点将在决定如何扩大社会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相信，对地域和结构嵌入的更全面的理解可以为社会创业领域提供很多东西。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个：第一，考察了社会企业的嵌入性，本研究认为嵌入性受企业聚焦的地域规模和范围的影响。第二，研究了结构嵌入程度如何影响社会价值的衡量和社会价值规模化策略。本研究为未来的研究提出了至少四个方向：
第一，我们的分析侧重于结构嵌入对社会创业相关问题的作用。然而，嵌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它们对该领域的理论发展有很大贡献。更好地理解各种形式的嵌入性如何塑造不同类型的社会创业活动以及这些嵌入形式如何相互关联，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对社会企业行为的动机和战略影响。如果将分析扩展到资源提供者以外，还包括社会价值创造的受益者，这种方法可能非常有用。
第二，研究重点从网络作为原因到网络作为后果的方法（Gabbay和Leenders 1999）。虽然我们的研究侧重于关系模式如何影响各种结果，但未来研究的前沿领域可以检验影响网络发展的因素，尤其是个人层面因素。在社会创业领域，个人的同理心可能会导致社交网络结构相对不同。个别层面因素的增加不一定是孤立发生的。因此，在统一模型中包含不同层次的分析可能有助于社会创业多层次理论的发展。
第三，在社会创业的背景下，关系或联系发展的概念引发了有趣的研究问题。嵌入式或强关系的发展往往依赖于实质性的沟通和互动(Uzzi,1997;Jack,2000)。然而，社会创业领域可能允许以共同的道德或道德维度来建立联系。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通过允许更有效地发展嵌入式关系来辅助社会创业背景下的联系发展过程。此外，社会（而非经济）价值的创造可能会减少与机会主义等问题相关的担忧。同样，随着代理商关注度降低，嵌入式关系的创建和维护可能会在相对有限的关系投资中发生。因此，由于关系发展成本相对较低，社会企业家可能能够实现更大的网络范围（Wasserman和Faust，1994）。此外，在社会创业的背景下，各种形式的联系使用可能不同。
第四，我们的研究提出了跨越不同社会创业形式的转变问题。基于最近的不同社会创业类型的类型学基础，我们的研究探索了地域和结构嵌入性可能会影响这些不同社会创业类型的测量和扩展。该分析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起点。但是，当模型开始运行并随着时间发展时会发生什么呢？这些转变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问题，比如：
社会企业家是如何从当地社区“脱离”（disembedded）出来的（Dacin等，1999）？当脱离发生时，当地市场的社会创新会产生什么影响
联系的发展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影响（Elfring和Hulsink，2007）
社会资本如何跨地域流动？社会影响力的规模化的驱动因素（Bloom和Chatterji，2009;Bloom和Smith，2010）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何不同